探索经济学分析新框架需关注辩证逻辑

讲师：王维佳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西方经济学分析框架受到严重冲击，人们在困惑中寻找新的经济分析工具。面对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我国经济学界却还有一些人习惯于继续拿西方经济理论来诠释中国的发展，值得反思。我们能否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着力构建让世界听得懂、能信服的理论和话语，让国际上了解和理解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经济学理论，应当是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基础性课题。
彭文生的《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以下简称《新平衡》）仿佛是针对上述情况而写。他在书中指出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因为观念、理论框架的差异，人们对同一经济现象可能有不同的解读，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有差异，甚至南辕北辙。”经济学研究的社会现象“与人有关，人可以影响和改造社会规律。也就是说，我们试图发现的、用来解释一些经济现象的‘规律’本身是受社会主流观念、思潮的影响而变化的”。这说明，研究经济学需要关注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点，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的思维、行为方式背后的认识论逻辑问题。

　　近些年来，国内研究领域似乎有种现象，就是从约定俗成的定义概念出发，通过已经发生的“事实或者数据”加上形式逻辑来推理判断。而《新平衡》则是从经济学领域“对对子”——“供应与需求”、“公平与效率”、“金融与实体”、“上一代与下一代”等主要范畴出发，针对这些矛盾双方运动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进行探讨，并指出经济发展规律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这在国内似乎不多见。

　　《新平衡》一书指出了金融危机前经济学主流分析框架的三个重要局限：一是“对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及其影响把握的不够”，“认为资产价格的波动与商品价格的波动一样，长期来讲是中性的”；二是“货币、信用的量是利率变动的一个结果，属于内生变量，没有独立的影响”，忽视了“和资产价格有关，但又有区别的货币信用周期”；三是“过去有效的宏观经济关系可能因为制度安排的变化而变得不稳定”，“z明显的是，在接近零的情况下，短期利率已经丧失了作为政策操作工具——流动性提供的有效性，直接购买长期国债或者其他风险资产（量化宽松）成为主要手段”，“但新的工具和政策传导机制是怎样的？会带来什么风险？”。

　　归纳上述三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所有的问题都与货币本身有直接关系。作者多次提到“1990年代，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使得货币的定义和度量变得复杂”，“在现代信用体系下，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可以起支付和储备功能的货币工具变得多元化，要准确量度理论上的‘货币’概念并不是想象得那么简单……货币总量作为判断通胀压力指标的重要性下降，逐渐变化为诸多指标中的一个”。笔者认为这里提出的货币自身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正是分析西方经济危机，提出宏观经济分析新框架、寻找经济新平衡的切人点。

　　众所周知，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它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五种职能，其中z基本的职能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古典经济学中货币是呈中性的（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货币非中性，但在西方确是非主流），但是到了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中，货币已经是非中性了。问题就出在这里！

　　货币在供需双方的交易中只有居中性才能实现平等均衡的交易，一旦具有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开始追逐利润的时候，它就必然不是偏向供方就是偏向需方，并以此制造“差价”来获得利润。货币成为资本以后它更有能力利用自己“居中”的独到功能不同程度地“操纵”或者“作假”，如通过金融创新出衍生品，买空卖空。链条一长，就可能严重扰乱供需双方的实际平衡。两次世界性经济危机都是金融危机，而危机就是失衡，失衡就是“失中”。这暴露了西方经济学理论依据形式逻辑建构的致命缺陷，因为形式逻辑z重要的特点就是“排中律”。而既然“中”都被排了，又怎能不“失中”和“失衡”呢？

　　从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供给决定需求，到凯恩斯经济学的需求决定供给，都是二分法，都没有“中”的概念。这实际上是否定了供需双方的交集共性，即认为从供到需之间是直接的关系，认为价格、货币、产销结构、市场秩序、政府产业政策等沟通双方并起到传导作用的过程都是瞬间完成的，没有了独立的意义。亦即《新平衡》指出的，主流经济学认为“金融中介把储蓄转为投资的行为被认为总是有效的，货币、信用的量是利率变动的一个结果，属于内生变量，没有独立的影响”。显然，这是西方经济学根据“排中律”的思维方式推导出的结论。这一思维方式导致看不到“中”是存在于“二”中间的“三”且具有重要独立性的重要意义。

　　为此，我们有必要来分析一下“三”即“中”的哲学含义。关于“中”的哲学内涵，我们这个民族是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沉淀和实践成果的。如z高权力机关叫“中央”，也即“中”的权力z大，z能维持系统的平衡稳定。如果在皇帝、官僚、百姓的系统内，让官僚居“中”了，名义上权力再大的皇帝也是无能为力的。当两端构成哑铃型，“中”间很细小时，两端的势力往往处于白热化的斗争状态，此时的中间势力也容易呈现混乱和分化之中。而当中间短裂，也就是一端消灭了另一端，也即是原来统一体出现瓦解之时；当“左中右”三方势均力敌时，哪方争取到了中间势力那方就取得优势，并可能取得胜利；当“上中下”处于橄榄形时，两端共性多，系统z稳定。所以“抓中间”就可以“带两头”，而且这样的两端往往处于互补状态，我们就可以“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还有一种情况是“左中右”系统的中间势力过于强大，这样中间势力就有自顾自己的利益来操控两边的能力，而自己还能常常“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看到，货币演变为资本后，通过量的积累，就有发挥自己“居中”的巨大能量而操控市场的能力。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1999年克林顿任上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有关条款，从法律上消除了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在业务范围上的边界，使货币金融大有用武之地。但是因为金融自身也和实体构成了矛盾体，当信用严重透支，衍生品链条太长时，自己的矛盾体“中间”也就不可避免地断裂了，这就必然出现危机。因此，导致西方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即在金融背后的货币“非中性”，更在于支撑西方经济学理论深层中的形式逻辑“排中律”。这也说明，孙中山当年提出的“节制资本”是有逻辑基础的。

　　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从两端出发来总结教训的，要么是市场失灵，要么是政府干预过度。虽然也有人提出了“中间”路线，并一再修改经济学的基础假设来进行综合，但实际上没有形成矛盾统一体的观念。这导致了经济领域中的矛盾只能通过危机来解决的恶性循环。从这个角度看，《新平衡》抓住了市场中z关键的四个“对对子”，提出“短期与长期、局部与整体”的利益协调，理出了“货币和信用”这个“中”有其自身的变动规律，这是非常很可贵的。

　　近年来，人民大学赵总宽教授在研究辩证逻辑形式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值得重视。当前，西方经济学至今还徘徊在“排中律”、“二分法”的框架内，而我们完全有必要从“中”的哲学如“中道”、“中观”、“新中间路线”、“辨证逻辑”中去探寻建立自己的经济学理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大数据、辩证逻辑、形象思维、广义量化、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等理论和技术已经为寻“中”和处理好各种经济关系的可操作性问题，提供了我们古人所没有的多种社会管理技术。为此，我们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高度重视跨学科、跨部门的综合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曾经指出：“推进局部的阶段性的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彭文生的《新平衡》一书体现了我国经济学者在探索经济领域的系统、整体、协同发展作出了新的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紧紧结合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实际，发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维优势，高度重视辩证逻辑的建立与应用，善于“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认真处理好“短期与长期、局部与整体、虚拟与实体、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我们就一定能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路。